当所有人都认为COVID-19大流行可能会严重影响年的药物批准时，行业和监管机构却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截至12月31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在年批准的药物和生物制剂数量几乎与年一样多（图1和表1）。
图1年美国FDA批准的药物数量(NME：新分子实体，biologics：生物制剂)
尽管年COVID-19大流行，但药品监管机构似乎没有错过任何一款创新药的审批机会。
针对罕见疾病和遗传性癌症治疗，年美国FDA批准了多款新药，包括增加了一种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疗法Tecartus，药物设计采用了更“纯净”的制造工艺。
同时，在重磅级别的慢病适应症上，全球首次批准了一款小干扰RNA（siRNA）新药——欧洲药物管理局（EMA）批准了RNA干扰（RNAi）疗法Leqvio（inclisiran）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及高胆固醇症。
表1年美国FDA批准的生物制剂（注：a代表加速审批）
除此之外，年监管审批的另一亮点是针对COVID-19药物的快速批准和紧急使用授权（EUA）。美国FDA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发布了多项EUAs，主要用于体外诊断和个人防护设备，但也有一些用于治疗和预防（表2）。EUA不是批准，它只在紧急情况期间有效，审查也不那么严格。尽管美国FDA的常规批准会提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实质性证据”，但EUAs是基于合理的信念发布的，即产品可能是安全和有效的。
表2美国FDA对抗COVID-19发布的紧急使用授权（EUA）来源：美国FDA通过一年的实践，EUA给监管机构和行业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可能成为药物开发未来的指导：
?一、监管过程根据普遍的压力而变化（这一教训实际上适用于EUA和完全批准）。
事实证明，与监管机构的面对面会议不如定期交换信息的机会重要。对于COVID-19相关的产品，监管机构更重视速度的需要，考虑了并行而不是顺序的监管步骤。
?二、并不是每个EUA都会得到完全的批准，即使得到了高层的支持。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对抗疟药羟氯喹的大力支持是导致其EUA在3月底通过的一个因素。但对SARS-CoV-2感染有效性证据不足，导致该EUA不到三个月后被撤销。这清楚地提醒，尽管监管结果可能结合了科学、患者需求和政治背景等因素，但最终还是证据会取得成功。
?三、人血浆是抗感染药物开发计划的良好起点。
自20世纪初以来，被动免疫被认为是治疗传染病的有效方法，SARS-CoV-2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FDA为被动免疫疗法签发了三份EUA：恢复期患者血浆的收集和使用；礼来的单抗bamlanivimab；再生元的两种抗体混合物casirivimab和imdevimab。10月，美国FDA又批准了再生元的另一种被动免疫疗法Inmazeb，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的三种单抗的鸡尾酒疗法。
?四、大多数小分子是对付高度传染性病毒性呼吸道病原体的“迟钝”的工具，但在缺乏替代品的情况下，也算足够了。
吉利德Veklury（remdesivir）不是为SARS-CoV-2设计的，它是一种病毒RNA依赖性RNA聚合酶的抑制剂，具有广泛的体外抗病毒作用，可对抗多种病毒家族的动物和人类病原体。如果早期使用，它表现出了缩短SARS-Cov-2感染者的恢复时间。
类似地，礼来Olumiant（baricitinib）是一种Janus激酶（JAK）小分子抑制剂，最初被批准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在COVID-19的第一波病毒中被发现具有抑制细胞因子风暴的作用，细胞因子风暴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
?五、对EUAs来说，多数人的需要胜过少数人的需要，即创新服务于每个人。
美国FDA生物制剂评价与研究中心（CBER）主任彼得·马克斯（PeterMarks）说：“COVID-19提出了更好地将药企问题分类的需要。一些与COVID-19相关的文件明显表明，解决一个问题可以极大地帮助药企加快开发周期。
在COVID-19之前，一家小公司将不得不等待75天——C型会议的标准时间表——才能获得一些或许并不那么重要的建议。这种等待的时间过长，今后我们希望找到增加互动的方法，这样药企的问题就不会恶化。”
另一个加快COVID-19产品评估的监管调整是，临床和生产方面完全并行地进行检查。展望未来，马克斯说：“特别是在疫苗和基因治疗领域，有可能通过先进的制造技术和非临床和临床项目的咨询过程显著缩短周期时间，特点是非正式的互动数量增加。”
此外，年有明显证据表明，药物和生物制品的监管正在朝着两个新的理想方向发展：以患者为中心和监管的国际化。
监管全球化目前已知的一个全球性监管倡议就是Orbis项目，由美国FDA领导，一些国家监管机构正在合作评估肿瘤领域的药物应用。在这个项目中，向美国FDA提交的一份监管文件将由各参与国家的专家集体评估，如果数据可以接受，将获得多国批准。但是，对批准的时间和精确性质的控制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联合评估之后，不同的国家机构可对其国家实施不同的标签和要求。实际上，Orbis项目是一条评估通道，它打开了多扇类似且几乎同时获得批准的大门，但它并没有强制执行统一的监管立场。
Orbis项目始于年9月，当时美国FDA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监管部门批准了卫材（Eisai）Lenvima（lenvatinib）和默沙东Keytruda（pembrolizumab）联合治疗晚期子宫内膜癌。
年，新加坡和瑞士的监管机构加入了Orbis项目，批准其首个新药Tukysa（tucatinib），一种由Seagen开发的HER2小分子抑制剂，与曲妥珠单抗和卡培他滨联合治疗不能切除或转移性HER2阳性乳腺癌。
Tukysa从提交到批准仅用了天，这是美国FDA实时肿瘤学审查程序下新分子实体的最快审批记录。
然而，细胞和基因治疗走向国际接轨却遭遇了阻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监管机构于年1月在日内瓦举行了面对面会议，讨论这类疗法的联合审批需要延期做更多考量。
马克斯说：“基因和细胞治疗项目的相对新颖性和稀有性可能意味着，不同国家监管的策略是不同的。但全球仍将向着相同的监管方法发展，只是目前经验尚不充足。我们将首先尝试调整一些技术要求，以便药企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相同的档案来支持相同的产品。”
以患者为中心无论是对患者还是对医疗系统，方便是药品审批时看重的一个关键词。Inqovi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口服联合用药避免了注射地西他滨的使用。
年最亮眼的产品要数诺华Leqvio（inclisiran），被欧洲批准为首个治疗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升高的siRNA药物，这可能标志着几十年来医药市场最根本的转变之一。
因为到目前为止，siRNA药物都只作为罕见疾病的治疗方法一直备受
